(四)抗日电影

时至1970年代，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与日本“断交”，“外交”环境持续恶化，台湾社会躁动不安。在这种内外动荡的气氛下，台湾当局指令“中影”、“台制”和“中制”三家公营制片机构摄制抗战影片，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鼓舞彷徨中的台湾民心。“中影”以张自忠将军抵御日寇、壮烈牺牲的事迹为题材，1974年拍摄了《英烈千秋》，公映时票房强劲，各方赞誉极高

《英烈千秋》剧照

“中影”便把大型抗战电影作为招牌巨制，陆续推出《八百壮士》、《战地英豪》、《梅花》等多部抗日片;1977年，有军方背景的“中制”得到军队支援，联合邵氏拍摄了大型抗日战争片《海军突击队》

《海军突击队》剧照

由张彻导演，狄龙、傅声、姜大卫主演，讲述中国海军和日舰对决的故事。一些民营电影公司也顺势推出披着抗战外衣的商业武打片，这大概是中国较早的抗日神剧了。

(五)琼瑶电影

看够了武侠电影的阳刚和反共电影的戾气，台湾人渴盼另一种温柔委婉审美风格的电影出现，这符合当时台湾的社会心态。正因为此，琼瑶电影以独特的唯美和唯情风格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引领了台湾文艺电影风潮，在华人社会掀起一阵又一阵的“琼瑶热”，捧红了归亚蕾、珍妮、林凤娇、林青霞、秦汉和秦祥林等明星。

琼瑶电影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是1970年代中后期，琼瑶也是在这期间两次“触电”，自立公司拍电影。第一部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电影是《婉君表妹》，1965年由中影出品，卖座极佳。

《婉君表妹》剧照

包括国联在内的各路电影公司纷纷抢购琼瑶小说版权，推出《菟丝花》、《烟雨蒙蒙》、《哑女情深》和《几度夕阳红》等影片，反响不俗。1967年琼瑶自创火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和监制，专门摄制由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但因经营不善，公司入不敷出，琼瑶只拍摄了《月满西楼》和《陌生人》两部影片，火鸟公司便关门大吉了。

《陌生人》剧照

1973年，李小龙的突然离世使武打功夫片走入低谷，香港李翰祥的风月片和台湾李行的琼瑶言情片火了起来，琼瑶小说再度成为制片公司的抢手货，这让琼瑶再起拍电影的念头。

1976年，她成立了巨星电影公司，身兼多职，自写自拍。她竭尽全力，苦心经营，对电影进行严格控制，不允许导演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以确保原汁原味。1977年，巨星推出第一部电影《我是一片云》，未映先红，随后推出的《月朦胧鸟朦胧》和《聚散两依依》等几部影片也获得了成功。

《月朦胧鸟朦胧》剧照

从1965年到1983年的18年里，港台根据琼瑶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达50部。琼瑶电影中帅男靓女的爱恨纠葛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俘获了大量粉丝的心，它所编织出来的脱离社会现实的梦幻式爱情，就如同一帘幽梦，激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抚慰了人们疏离的心灵。但当时台湾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当需要面对更多迫切的现实问题时，观众梦醒了，自然会对翻来覆去的梦中情话产生审美疲劳，琼瑶电影开始走下坡路。1983年，在琼瑶电影《昨夜之灯》上映前，心灰意冷的琼瑶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宣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昨夜之灯》剧照

此时她不知道，大陆的琼瑶时代将很快到来。

(六)琼瑶电视剧

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最早现身在大陆的琼瑶小说。此后多家出版社推出了琼瑶作品，红遍中华大地。1986年，大陆导演史蜀君将《月朦胧，鸟朦胧》拍成电视剧，又将《庭院深深》拍成电影，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但史蜀君只是浅尝辄止，没有继续拍摄琼瑶影视。她认为琼瑶小说有重复之处，且在越来越商业化的娱乐时代已经失去了魅力。

琼瑶息影后，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帮丈夫赶工编写剧本，不料该剧收视率节节攀升，她误打误撞进入了电视界。1986年，琼瑶和丈夫成立怡人传播公司，推出首部电视作品《几度夕阳红》，创下极高的收视记录。她随后又拍摄了《烟雨蒙蒙》、《庭院深深》、《海鸥飞处彩云飞》等剧集，都在台湾创下了收视新高。

《烟雨蒙蒙》剧照

1988年，琼瑶到湖南省亲，开始和湖南电视台长期合作，陆续拍摄了《婉君》、《哑妻》、《三朵花》、《雪珂》、《望夫崖》、《青青河边草》、《梅花烙》、《鬼丈夫》和《水云间》等11部257集电视剧，在大陆电视界燃起熊熊的爱情烈火。虽然琼瑶风格在不断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永恒的爱情，还有成千上万琼瑶粉丝的心。1998年后推出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又见一帘幽梦》让“琼瑶热”在海峡两岸卷土重来，琼瑶“欢情风格”的作品《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剧照

甚至创下65%的中国电视史上最高收视率，打破了华语电视剧在东南亚地区的收视记录，韩国为求自保专门实行了“华语电视剧封杀令”。

(七)台湾新电影

1980年代，台湾校园电影和儿童电影兴起，民营影企坐大，导演效仿香港走独立制片之路，这些因素慢慢积累成为催生台湾电影革新转型的动能。此时在宣教片摄制中一败涂地、负债累累“中影”公司，首先叩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大门，成为新电影的摇篮，创造了台湾电影的新高峰。

1980年，“中影”总经理明骥为减少亏损，决定对“中影”进行改革。他聘用吴念真和小野两位青年作家到“中影”担任要职，倚为左膀右臂，组合成“铁三角”。他们推行小成本、低风险的制片策略，启用了一批新锐导演。1982年，“中影”举办了一个恐龙模型展，领导见到小孩子们很喜欢恐龙，便想拍一部以恐龙为主题的电影。吴念真和小野满口答应，骗来预算，阴奉阳违地用480万元台币经费拍摄了与恐龙主题八竿子打不着的《光阴的故事》，顺势推出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四位新人导演。没想到，《光阴的故事》在上片时竟非常卖座，这部新电影的开山之作得到“中影”领导的肯定，促成了台湾新电影的勃兴。

《光阴的故事》剧照

台湾新电影运动孵化了电影新生代——包括导演、编剧、制片、摄影师和技术人员等50多位电影人，其中有侯孝贤、杨德昌、虞戡平、吴念真和杜可风，成为台湾影坛的一股新势力。

他们的作品《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搭错车》、《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和《悲情城市》等，明显受到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影响，在题材上求新求变，侧重于社会现实和生活百态的描述，关注本土命运和人文心灵，展现朴素自然的写实艺术风格，续写了台湾电影的辉煌。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意大利威尼斯影展荣获金狮奖，这是在国际影展获得大奖的第一部台湾电影。

《悲情城市》剧照

不过，此时香港商业电影成功占领台湾市场，打断了台湾新电影前进的步伐。从1985年开始，台湾舆论界围绕发展商业电影还是坚持艺术电影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更多的人倾向前者，指责台湾新电影远离观众，没有票房号召力，长此以往将会“玩完”国片。1987年，以53位电影人签名发表《台湾电影宣言》为标志，台湾新电影运动宣告结束。回顾两岸三地电影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即大陆第五代导演电影、香港“新浪潮”和台湾新电影在同期出现，又都在同期结束;它们都明显受到法国“新浪潮”的影响，意义非凡，却只是昙花一现，最后都不约而同地在商业电影的冲击中败下阵来，淹没在滚滚红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