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戡研究

娱乐律师谈台湾影视发展(三)

2018-09-18


四、衰落期(1990年至今)

(一)一个时代的隐退

无独有偶,更加巧合的是,在不受大陆市场影响的情况下,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几乎在同时走向衰落,而这一切正好发生在大陆电影刚刚完成重建并逐步走向繁荣的1990年代,这给了人们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臆想和解读的空间。但在电影兴衰起伏历程之探究中,人们首先应该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是决定电影成败的关键。

1990年代,由于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双重夹击, 以及经济泡沫、社会多元化、有线电视兴起、“艺术化过剩”和资金外流等原因,台湾电影市场迅速萎缩,电影产量锐减。

1990年至1994年之间,台湾共生产影片206部,是自1960年以来产量最低的5年。2001年台湾电影产量仅11部,当年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仅为0.1%,几近于死亡。2003年,台湾电影产量为15部,总票房约312万元人民币,低于全台总票房的1%,陷入惨不忍睹、濒临灭绝的境地。

台湾影坛更大的不幸同样发生在1990年代。台语电影和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开拓者陈澄山、何明基、李嘉、韩保璋等人都相继离开人世;在1996年至1997年间,电影大师李翰祥、胡金铨和白景瑞都因心脏病猝然长逝,永远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电影事业。他们的离去,标志着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隐退。

(二)电影辅导金政策

1989年,台湾“行政院新闻局”设立电影辅导金,每年编列3000万元新台币预算,用以资助10部台湾影片的制作,鼓励台湾导演拍好片参加国际影展,以期达到推行“文化外交”的政治目的。第二年,在美国赋闲6年的李安回到台湾,在辅导金的资助下拍出了《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一举成名。侯孝贤、张艾嘉、蔡明亮等新人也同样受益于辅导金政策,成功进军国际影坛。

《饮食男女》剧照

可是,电影辅导金政策却导致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台湾电影人将获得辅导金作为开拍电影的指标,只顾评审的口味而舍弃观众的审美,甚至放弃在本土上市,转向以“国际影展口味”来策划制作纯艺术电影,这样既能拿到辅导金及国际影展上的大额奖金,又可以快速提升导演个人的知名度。于是,台湾电影在备受国际影展亲睐的同时,却变得越发沉闷和看不懂,与观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成了票房毒药。

1999年,台湾电影辅导金激增至1.2亿元新台币;2003年,辅导金政策的扶持措施达9项之多,扩展到电影制作、人才培训、发行放映等整个产业面。但台湾年度发行的本土电影制作量却不升反降,出现越扶越少、越扶越倒的尴尬局面。许多人因此将台湾电影衰落的账算到台湾“新闻局”头上,认为是辅导金政策把台湾电影引入歧途。但也有人认为辅导金政策为台湾电影保留下了最后的火种,台湾电影绝地逢生的那一天将会很快到来。

(三)路在何方

2008年,台湾电影总产量为36部,总票房超过1亿元人民币,市场占有率为12%,魏德圣的《海角七号》创下5.2亿元新台币的票房记录。随后5年,《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鸡排英雄》和《阵头》等影片票房也相继破亿元新台币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剧照

2012年台湾电影产量上升至76部,颇有一幅中兴的景象,有人因此将2008年称为台湾电影的“光复年”。即便如此,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台湾电影,实际在市场上赚到钱的却没几部,毕竟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电影市场容量有限。

繁华落尽的台湾电影核心几近掏空,如何寻求一个优雅转身的弧度?李行、侯孝贤和李安都曾说过,台湾电影应该走出去,加强与大陆的合作。有着“台湾王晶”之称的导演朱延平毫不讳言:“台湾(电影)唯一的活路,是打开两岸市场。” 2013年,两岸正式实施《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法》,大陆取消了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为台湾电影进入大陆市场以及两岸合拍电影开启了善意之门。此后,大陆电影市场东风劲吹,两岸合拍片日渐升温,《小时代》、《痞子英雄之全面开展》和《军中乐园》等合拍片获得成功,侯孝贤也以《刺客聂隐娘》一片首度进军大陆市场。在2015年评选出来的年度“十大华语电影”中,两岸三地的合拍片占到一半。

《小时代》剧照

与香港电影的“港味尽失”不同,近年来台湾电影本土风有抬头之势,造成台湾电影在本土火爆,却在大陆票房不理想,因为台湾电影中大量的闽南语对白让大陆观众感到不适应,而有些影片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暧昧的情感,更是让观众难以接受。由于文化的隔阂造成了登陆后水土不服,台湾电影正面临着市场诱惑下的本土困境。比文化差异更大的阻力和威胁是两岸复杂的政治纠葛,这或许将会成为两岸电影交流与合作最大的绊脚石。如今,台湾电影走出本土融入到大中华电影市场之中,只是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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